從「一點粉紅」到聾人身份認同
上年,「一點粉紅」(Pink Dot)的籌委邀請我替「一點粉紅」活動安排手語翻譯,好讓聾人(及弱聽)朋友能夠參加該活動。我欣然答應。而上年的手語翻譯/使用發生了一些我始料不及、而又非常有趣的事情。
今年春天,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我跟同事討論聾人文化。同事覺得我說的東西很適合在她一門關於身份政治的課堂跟同學分享。所以我們讓學生看一齣叫《Confession》的英國聾人電影(電影觀看網址:http://www.bslzone.co.uk/watch/zoom-focus-confession/ )大部份同學沒有學習過手語。但是不懂手語是很難明白聾人文化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我在講課開始的時候先讓我的聾人朋友教授同學們一些簡單的手語,例如:「香港」、「科技」、「大學」、「H」、「K」、「U」、「S」、「T」。然後,我跟同學講解「一點粉紅」那件手語奇事。最後,解釋聾人歷史和電影《Confession》及那件手語奇事的關係。
從手語的語言滅絕(Linguistic Genocide of Sign Language)到英國聾人電影《Confession》
很多健聽人士理所當然地以為所有聾人都在學校上課時能夠學習手語。這就錯了。1880年,米蘭舉行了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ducation of the Deaf)。聾人通常稱呼這次會議為「米蘭會議」(Milan Conference)。與會者只有一位聾人,其餘一百六十多位均是健聽人士。(「健聽人士」是香港對非聾人的稱呼;而台灣則用「聽人」。我個人認為「聽人」這個字眼比較政治正確。)這次會議通過了一些駭人的議案。這些議案全是禁止聾人學校教授聾人學生任何手語。雖然這些議案並沒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全球聾人學校自此嚴禁手語在聾人學校使用。這些禁止聾人學習手語議案的始作俑者包括發明電話的Alexander Graham Bell。《Confession》這齣英國聾人電影的內容涉及這一段聾人歷史。
長久以來,聾人在學校主要進行聽力及口語訓練。老師沒有認真教導基本知識及批判性思考。聾人學生通常需要躲藏起來偷偷地打手語。每當老師發現學生打手語,他們往往會嚴厲體罰打手語的聾人學生。大部份聾人來自父母為健聽的家庭,只有小部份聾人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員均是聾人。所以手語世世代代相傳便落在那些「純種」聾人家庭身上。因此,聾人一直非正式地學習手語。由於從前資訊及交通科技不發達,以及聾人只能暗地裡打手語,手語承傳只能在一個個小圈子發生。因為地緣關係,不同的小圈子使用的手語可能出現很大的差異。例如在香港聾人及手語圈一直有一個說法,「屯門」這個地方的手語名總共有17個打法。
強迫聾人進行聽力及口語訓練的意識形態(ideology)分別叫「健聽霸權」(Audism)及「口語霸權」(Oralism)。聾人社群長期受著「健聽霸權」及「口語霸權」的影響,並且將其內化(internalization)。聾人既然沒有學習手語的機會,何況聾人社群歷史?大部份聾人並沒有因為密集式的聽力及口語訓練而有所得著。相反,聾人不能以手語溝通,而釀成學習遲緩。聾人認為米蘭會議禁止使用手語的議案是對聾人作出手語的語言滅絕(Linguistic Genocide of Sign Language)。這跟同志(tongzhi)或酷兒(queer)受著異性戀霸權(heterosexism)下拗直治療的摧殘類同。有關以上種種「健聽霸權」及「口語霸權」對聾人的影響可詳見電影《Confession》。
為甚麼「一點粉紅」(Pink Dot)有四種以上的手語打法?
上年「一點粉紅」活動出現了四種以上的手語打法。這就是我始料不及、而又非常有趣的事情。
首先,我想說說我的打法。我是一個聽人,家中並沒有聾人。預科的時候,我和朋友在逛街途中收到一張手語初班的宣傳單張。朋友嚷著我陪他參加。當時,我的手語班同學有TOMMY仔、KEN仔和文可風,而手語老師是聾人同志。當我大學學士三年班的時候,我想申請報讀碩士,欲研究聾人社群歷史。(這個另類研究計劃並沒有得到學院的青睞。所以,後來我碩士念了BL漫對同志電影的影響。)所以我便到某一個大型聾會(即聾人非政府組織)參加初、中、高班手語班。當時,那個大型聾會手語班的老師以健聽及弱聽人士為主。那時,我並沒有對聾人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後來,我擔任了另外一個大型聾會主辦的某一個大型聾人藝術節籌委會的主席(健聽)。因為我和聾人的相處多了,使用手語的機會也隨之增加,我的手語也進步起來。但我始終不是以手語作為第一語言(sign language as first language)的聽人。所以我打的手語可能會犯下一些手語作為第二語言(sign language as second language)的毛病。再者,我後來跟一些健聽及弱聽人士學習手語,而他們也未必留意手語作為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的不同打法。
我的「一點粉紅」打法是將「一」、「點」、「粉」、「紅」四個中文字拆開來打。首先,我豎起一隻食指作「一」的手語打法。接着,我便用食指在面前點一點,作「點」的打法。然後,我以一隻拇指摩擦同一隻手的其餘四隻手指,作「粉」(也是「沙」)的打法。最後,我以一隻食指指著嘴唇上人中凹位向下巴掃一下,作所謂「紅」的打法。我以為我這個四個中文拆字打法是對的。後來,我和一名以手語作為第一語言的聾人朋友(化名「河馬」)討論當天手語翻譯和手語使用的情況。河馬說我的打法不是全錯,但有些怪。
第二個我想討論的打法來自一名「聽障」同志朋友。上年「一點粉紅」大會邀請了一名「聽障」同志朋友上台出櫃。這名年青朋友我事前並不認識。(暫且以Jason作他的化名。)司儀在台上以「聽障」介紹這名聾人/弱聽同志朋友。「聽障」,以及「失聰」,在聾人社運中被視為對聾人/弱聽朋友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的稱呼。事後,我和Jason在面書交談,他也是以「聽障」自居。司儀以「聽障」介紹Jason應該源於Jason他以「聽障」作自我介紹。
1991年,世界聾人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WFD)及國際弱聽人士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IFHOH)在東京舉行會議。兩會在會議後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宣稱「deaf」及「hard of hearing」分別為兩個聯合會對「聾人」及「弱聽」的正式(政治正確)稱呼。(「hard of hearing」在中國及台灣譯作「重聽」。我曾詢問香港及台灣兩地聾人朋友他們對兩個譯名的看法。他們也不太清楚譯名的來由。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是比較政治正確的說法。)聯合聲明也說明「hearing imapired」是對「deaf」及「hard of hearing」兩個群體不正確的統稱。(參見IFHOH 2013年年報: http://www.ifhoh.org/ifhohjournal/ifhohjournaloct2013.pdf )「hearing impaired」一詞在華語地區通常譯作「聽障」。
蘇格蘭愛丁堡一所聾校的研究員曾列出七十多種聾人(及弱聽)的分類。聾人(及弱聽)因其教育背景(聾校/主流學校/手語能力)、家庭背景(即父母是否聾人)、發生(/病)年齡(age of onset)、成因、群體認同、以及聽力上的差異而導致他們各有所需。但社會處理小眾時往往將這些差異視而不見,只將聾人(及弱聽)視為同一群聽力有問題的非健聽人士。因為聾校不教聾人手語和他們的社群歷史,大部份落後地區(包括香港及亞洲先進地區)的聾人都有著身份認同的問題。這解釋了為什麼Jason以及台灣的聾人常常在自我介紹時會用錯了政治不正確的字眼。所以我們不能怪罪於Jason、台灣的聾人朋友及當時「一點粉紅」介紹Jason的司儀Brian。這完全是社會的錯。(也可算在Alexander Graham Bell的頭上。)
一般人士及部份聾人常常認為耳聾(deafness)是一種需要得到醫治的疾病。在傷殘(/健)研究的領域中,這種論述稱為「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後來,一些社會工作者、傷殘研究/聾人社群的學者及持份者提出另一個觀點。新觀點名為「社會模式」(social model)。「社會模式」認為傷殘(/健)之所以淪為傷殘乃基於社會的錯。當社會沒有向輪椅使用者提供斜坡、沒有向聾人(及弱聽)提供手語翻譯,社會不能通達(accessible)。每一個人也有差異。「四眼仔」沒有眼鏡也會變成一種傷殘(disability/impairment)。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聾人社運興起了另外一個論述。這個新論述的主要提倡者為英國聾人社會學家Paddy Ladd。Ladd提出了以文化語言模式(culturo-linguistic model of Deafhood)從新審視聾人身份認同。文化語言模式主張視聾人為一以手語作共同語言的少數群體(/民族),並擁有其獨特社會文化。瑞典及英國的聾人社運領袖認為如果聾人在通達(accessibility)及歧視情況得到改善後,應該陸續放棄傷殘津貼,甚至乎應該與其他傷殘類別劃清界線。因為文化語言模式不認為耳聾是一種需要得到醫治的疾病。耳聾可以被想象為勾鼻之類的民族特徵。近年,北歐各國國會陸續立法通過手語作為法定語言之法案與文化語言模式有關。非(non-)歐美居住的聾人學歷普遍偏低,不諳英語。因此,香港以及亞洲/非洲發展中國家的聾人(也包括弱聽)大多不明白Ladd的主張和其引伸之論述。所以聾人社運沒有在亞洲/非洲大大興起。
Jason 雖然在聾人學校畢業,但家中沒有其他聾人。Jason有佩戴助聽器(hearing aid),常以口語與他人溝通,喜歡與健聽的同志朋友交往。據我一些聾人朋友所述,Jason在同志社區中心上手語班學習手語。(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在聾會見過他。)佩戴助聽器或裝有人工耳蝸(cochlear implant)的聾人朋友因為較多以口語與他人溝通,他們以第二語言/外語的狀態習得手語。
我和河馬翻查女同學社G點電視的「一點粉紅」紀錄,發現Jason的「一點粉紅」打法是將「點」、「粉」、「紅」三個中文字拆開來打。Jason的打法首先略過「一」的手語符號,直接打「點」、「粉」、「紅」三個符號。他打的「點」、「粉」、「紅」符號和我的打法一樣。(「純種」)聾人打手語通常以最少數目的手語符號來溝通。這個狀況稱為「自然手語」(natural sign),亦即手語作為第一語言的打法。部分聾人、弱聽(助聽器/人工耳蝸使用者)、健聽人士受口語文法所影響,當他們以手語作為第二語言溝通時,他們會使用「文化手語」(grammatical sign)。自然手語的打法通常被尊為正宗。在自然手語,「一」作為量詞(quantifier)往往被略過。所以Jason以「點」的手語符號作為「一點」的打法是自然手語的打法。而我和Jason對「粉」和「紅」的打法為文化手語。河馬說正宗「粉紅」的打法只是一個符號,不是將「粉」和「紅」拆開。所以河馬說我和Jason打的「紅」符號於某程度上是錯誤的打法。河馬又說純種聾人打的「紅」符號是先豎起一隻食指,從一邊咀角水平劃向另一邊咀角。我和Jason的「紅」通常解作香港手語中的「唇膏」或「血」。
第三個打法來自我的聾人朋友「河馬」。河馬畢業於另外一所聾校。家中沒有其他聾人。他沒有使用助聽器或人工耳蝸。他一位中學同學的家族世世代代均為聾人。河馬的手語師承於這位超級純種聾人同學的家族。河馬認為他算是一位以手語作為第一語言的自然手語使用者。
河馬的打法是將「一點粉紅」分拆成「點」和「粉紅」兩個符號。他的自然手語打法是先在前方用一隻食指點一點作「點」的打法。然後,他先以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作成一個類似左右翻了過來英文「C」字的手勢(這是類似香港手語的「九」或美國手語的「X」的手語符號),然後將這個「九」手勢置於面頰旁邊,向前作一個類似投幣的動作。這是香港自然手語中的「粉紅」。引用符號學(semiotics)當中的概念,粉紅色是「粉紅」這個符號的「所指」(signified)。香港手語獨立於口語及書寫中文。任何國家/地區的手語都獨立於口語及書寫語言,互不從屬。「粉紅」的能指(Signifier)在中文當中有著淺紅色的另外一個「傳達意義」(signification)層次;香港自然手語中的「粉紅」以及英語的「pink」並沒有這個層次。換言之,健聽世界的複雜概念在聾人世界可能會變成「簡單」或「縮短」。這代表手語擁有另一種文化涵義。
當我以為我和河馬的「一點粉紅」討論已經完結。他向我提出第四個打法。這次的主人翁化名叫「藍精靈」。「藍精靈」是Jason的中學師兄。他沒有使用助聽器或人工耳蝸。他也算是以手語作為第一語言的聾人。他很熱心公益,所以他在「一點粉紅」活動當了義工。河馬說「藍精靈」的打法讓他笑到肚痛。我們以為他是「一點粉紅」義工,他一定會知道「一點粉紅」是一個怎樣的活動。由於學歷低加上從前聾人教育腐朽,他對事物的理解能力欠佳。他將「一點粉紅」理解為「一點鐘粉紅」。他的「一點粉紅」打法為「點鐘」「一」「粉紅」的次序。
與聾人開會的經驗和統一「一點粉紅」手語名的必要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曾經擔任某一個大型聾人藝術節多屆籌委會的主席(健聽)。跟聾人開會,我經常遇上「心噏」的情況。手語和聾人教育畸形發展,導致聾人使用手語不統一。每次跟聾人開一個三小時的會議,開頭的一至兩個小時,他們通常會爭拗誰人打的手語才是正統。通常的情況是來自聾人學校A的A君對某個概念有一個打法,而來自聾人學校B的B君和來自聾人學校C的C君又有另外的打法。各間聾校畢業生所用的手語是小圈子玩意。所以不同小圈子的聾人所用的手語變成香港手語的分支(方言?)。聾人們的爭拗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他們的爭拗有時和氣收場,達到共識。但很多時候,聾人各執一詞,反目成仇。年復一年,年年如是。所以我跟聾人開會從來也沒有時間跟聾人討論聾人藝術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化干戈為玉帛。
我寫這篇文是希望喚醒大家對不同小眾的關注。我很感謝「一點粉紅」的籌委一直以来對非性小眾的小眾(例如聾人)的關注。香港的同志和聾人社會運動相比歐美落後了四、五十年。香港的同志和聾人應該互相扶持,使香港成為一個能夠容納不同小眾的真國際大都會。今屆「一點粉紅」的手語翻譯安排,我也有幸參與其中。上年「一點粉紅」活動完結,但聾人對「一點粉紅」手語名的爭拗並沒有完結。我希望我今屆能夠聯同其他手語翻譯員和聾人朋友替「一點粉紅」取一個「正宗」及「正式」的自然手語手語名,即河馬的兩個符號打法。
Xavier @ NAUWU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Studio/ Sign Language Youth
20150912
後記:
回覆刪除(1)有聽人讀者問為什麼我提出需要統一「一點粉紅」的手語名。試想想:如果上台的嘉賓是文中的「藍精靈」,那麼所有參加者就會一齊打錯「一點粉紅」為「一點鐘粉紅」。場面將會十分尷尬。
(2)有聾人讀者覺得我在文中教錯了「粉紅」的手語。首先,聾人讀者需要明白本文的其他讀者包括不懂手語的健聽。不懂手語的健聽會直覺認為香港手語中的「九」似英文的「C」字。香港手語中的「九」、美國手語中的字母「X」和英國手語中的字母「C」算是類似的手語符號。請參見以下手語圖表。
美國手語字母:http://www.fingerspellingalphabet.com/wp-content/uploads/2012/09/fingerspelling_alphabet_chart_ASL.jpg
英國手語字母:http://www.british-sign.co.uk/british-sign-language-bsl/wp-content/uploads/2012/08/fingerspelling-alphabet-bsl-british-sign-language-1024x723.jpg
UPDATE: The IFHOH 2013 JOURNAL is removed. The IFHOH has updated a new terminology statement on their website.
回覆刪除URL: http://media.wix.com/ugd/4e728a_ec5c7089dfea4686b5a76732d75a76b4.pdf
Agreement on Terminology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Hard of hearing" means: all people who have a hearing loss and whose usu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s by speech. it includes those who have become totally deaf after acquisition of
speech.
In a joint declaration signed in Tokyo in 1991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agreed that "hearing impaired" is a term intended to cover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individuals under a single category. However,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persons in most countries reject this definition because it fails to recognize any distinction
differentiating these two social categories.
The joint declaration recognizes and respects the right of individuals with hearing losses ranging from mild to severe to regard themselves as either "deaf" or "hard of hearing" and both
organizations agreed to recognize the terms "deaf" or "hard of hearing" only in their official terminologies.
IFHOH wishes to make it clear that references to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in any document accessed through this website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IFHOH nor are they intended as a contravention of this agreement.